《长编》指出，在唐先生看来，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建国，亦需要科学与实用技术，中国文化须接受西方或世界的文化[35]。
自无著创说时，即以功能为现界或一切行的本体。原始佛教以及大乘佛教在兴起之时代表的是一种在印度雅利安社会的边缘发育成熟的革命思想，带有浓厚的现在有也就是当下解脱的倾向。
而佛学则确立在寻求个人灵魂解脱的禅修经验的基石之上，所以总是依止神秘莫测的本体以遮拨源于实在论见地的种种倒见。 熊十力由佛归儒的思想经历与其刚烈率直的个性密切相关，除了性格的因素之外还有东亚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的作用。与之相应的是注重当下顿悟之纯粹经验的南禅开始成为佛学的主流，而曾经在北中国盛极一时的唯识学也就因之沉晦达千年之久。又有物相故，必计此物扩展。笔之意象对钢笔来说乃是共相，而对文具而言又是殊相。
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小乘的婆沙师、经部师和正理师不服大的乘的驳难，仍然坚持极微与其和合色乃是感识所缘的境界，以此证立极微实在。(《荀子·王制》)治理国家的大道不外乎夏、商、周三代的治道，而治理国家的大法则应遵循周朝的礼制。
而且，韩非子的法令并不是我们现代意义的法律，它背后蕴含着极强的不平等性和不公正性，这需要放到韩非子整体的法学中来看。一个好的国家，应当具有一个通畅的流动系统，能够让老百姓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阶层的改变、身份的变化，而不是让官位、财富只被一少部分人始终把持。纷争便会导致混乱，混乱就会使得情况进一步恶化。……法令的绝对权威有赖于君主的绝对权力。
韩非子之所以会形成这样一套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和他对人性的理解紧密相关。他其实也知道，光凭着法令并不能真正达到治理天下，因为那只是针对一般平民的，而对能玩弄权术的臣子们来说，并不怎么管用。
在先秦儒者的心目中，圣王是一个普遍的理想。(《荀子·劝学》)通过学习儒家的经典，我们可以明白先王的治世之道，从而对现实提供借鉴和指导，并最终通向礼的实现。法家的法治则认为周朝的礼制已经不适合新的政治形势，所以要用君主集权的法治来统治社会，而其法学正是为此而进行的特殊性思考。而周朝治国的根基在于礼，故而荀子的外王思想也以礼为核心。
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由礼则雅，不由礼则夷固僻违、庸众而野。(《荀子·解蔽》)而要解决这一点，就应通过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来实现解蔽。而对统治者呢？统治者只是为老百姓规定了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然后拿着这套刑罚的法令，驱策老百姓为所谓的国富民强而努力，但到头来，一切好处都归君主一人享受。所以天和人应该各做各的事情，这样天尽其责、人尽其能之后，就是参，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天人合一。
二、法家的法学 法家是战国时期非常复杂的一个思想流派，它上溯于管子，经由李悝、商鞅而在战国政治中崭露头角，其后申不害、慎到完善了相关理论，至韩非子而集其大成。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
而王者因其智慧最高，故而享有制名的权力，更可以因此制礼作乐而为天下制定礼法。韩非子认为，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
(参见陈来：《孔子·孟子·荀子——先秦儒学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第213页)此说阐明了荀子特别看重规范体系和制度体系，但考虑到荀子本身对法后王的理解其实是对周制的认可，则更大的可能是荀子希望对周制进行新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改良，而并非对当时战国新制度的肯定。所以荀子的想法，还是在孔子的政治路径上：按照周朝的制度遗存——礼，进行一些因时制宜的改良，即可实现良治。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但是，韩非子也有他的问题，就是政治措施确实是要不断变化和改革的，但是政治的基本原则、政治所以成立的根本原因却并不是能轻易改变的，这就是儒家所提出的民为邦本之政治根本原则。而这样一种对王者的认识，其实也与荀子对天人关系的理解有关。他说：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辩，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
关 键 词：荀子 法家 礼 法 荀子虽借鉴了法家对制度化、成文化的重视，而将儒家的礼建构为带有一定法色彩的成文化、制度化的礼，但实际上，他对法家的统治理念和治理方法，是排斥和抵制的。可以想见，韩非子这是针对春秋战国时陪臣执国命的现实而言的。
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进而可以对有限的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这样国家就不致陷入贫穷，民众也就不会陷于争斗。
荀子更论述到，老师才是人类中最聪明智慧的那一批人，才是能和古圣先王真正沟通的人，才是真正对礼有了解和能执行者。法家是政治上的激进革新派，其理论的要点是：旧有的周朝封建礼制的统治方法已经不适合新的政治形势了，所以要用君主集权的法治来统治社会。
荀子认为，要治理好国家，一定要尊重老师。在荀子看来，做任何事情都要以礼为依据，否则就无法完成。④的确，圣王合一的统治者兼具道德和政治上的至善性与至高性。即在法家的政治治理体系中，都是对老百姓进行强制性的管理和要求。
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但是，荀子认为人性中其实也具有可以改变自身的东西。
本文聚焦于这两个概念，试图澄清对此问题的一些误解。(《韩非子·五蠹》)也就是说，韩非子认为战国末年是一个谁力量大，谁就能获得胜利、取得天下统治权的时代。
参见杜维明：《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2-23页。如果非要用以前的方法来对治当代的问题，就是守株待兔。
他要求君主重新夺回属于自己的赏罚之权，用君主的权威来进行专制的统治，进而富国强兵。从这个角度上讲，王者是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天人合一的，因为他既是圣、又是王。荀子认为，道不过三代，法不二后王。⑥ 总之，荀子的礼学是他在战国末期试图吸取法家因素来重新构建儒家礼学的一种努力与结果，因此其礼学的特质是特别重视成文化、制度化，以求更好地实现礼对人们普遍而有效的规范。
现实中的礼(或礼法)，便是将这种精神和态度落实在具体的成文制度上。人的能力就在于发现和利用天运行中的规律，来进行生产生活。
(《荀子·礼论》)礼的产生是必然的，因为它是因着人本性的需要而产生的。人一生下来就有欲望，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去尽力追求。
近代以来，学界对韩非子及法家研究颇多，主流的认识是他们的思想强调专制集权，而且手段过于阴暗惨毒，因此它事实上被历代统治者暗地里接受而成为他们的统治术，这也成为中国社会负面性的原因之一。而儒家所提倡的民本思想、士大夫的精神，则始终无法得到顺畅的发展，也就无法从根本上限制君主的专制权力。
发布评论